婴儿们可能连1和2的区别都分不清，数学能力几乎为零，但他们却在不经意间，展现出了连顶尖物理学家都惊叹的“量子力学天赋”——至少在对“现实本质”的感知上股票配资网门户，他们的视角与量子世界的诡异逻辑不谋而合。
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只要回想一下每个婴儿都乐此不疲的躲猫猫游戏，就能找到其中的关联。
对成年人而言，躲猫猫是一种无聊到极致的游戏：我们用手捂住脸，再慢慢移开，重复着简单的动作，却能让怀里的婴儿笑得咯咯作响。大人们很难理解这种乐趣的来源，但从婴儿的认知角度来看，这背后藏着一个关键的心理学概念——客体永久性缺失。所谓客体永久性，是指当一个物体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时，我们依然能明确知道它依然存在，不会凭空消失。
但婴儿不具备这种认知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“看不见”就等于“不存在”。当你把脸藏在手后，婴儿的大脑会默认“你已经消失了”；而当你把手拿开，露出熟悉的脸庞时，在他们眼中，你不是“重新出现”，而是“凭空诞生”——这种违背常规逻辑的“魔法时刻”，正是躲猫猫能让婴儿乐此不疲的核心原因。
然而，这种“量子式”的认知并不会持续太久。随着婴儿逐渐长大，他们会在一次次的观察和体验中，建立起客体永久性的认知：玩具被放进抽屉，不会消失；妈妈走出房间，还会回来；杯子掉在地上，即使被桌子挡住，依然存在于某个角落。
这种认知会深深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，成为一种无需思考的本能。当我们长大后学习物理时，客体永久性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前提，没有任何一本基础物理教材会专门讲解“为什么我们不看一个物体，它依然存在”——因为在所有人看来，这是天经地义、无需证明的事实。
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种“即使不观测，宇宙依然真实存在”的想法，其实是所有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、最核心的隐含假设。无论是牛顿经典力学，还是麦克斯韦电磁学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宇宙是客观存在的，它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观测者的存在与否而改变。
这种“宇宙独立于观测者意识而存在”的概念，在物理学中被称为“实在论”，它就像一根无形的支柱，支撑着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大厦。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坚信，不管我们是否在观察，宇宙的星辰、行星、粒子，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，不会因为我们的目光而改变形态、消失或诞生。
直到量子力学的出现，这根看似坚不可摧的支柱，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量子力学的诞生，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，它的诡异程度，甚至让很多顶尖物理学家都感到困惑和不安，其中就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尼尔斯·玻尔，以及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
量子力学的核心诡异之处在于：它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实在论可能是错误的，宇宙的存在，或许与观测者的意识息息相关。这一观点，也成为了量子力学诞生之初，最激烈、最持久的辩论焦点——一场围绕“现实本质”的世纪之争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这场争论的核心，在于对“量子系统状态”的不同理解，而争论的双方，都是物理学史上的巨擘。一方面，尼尔斯·玻尔坚持认为，不加观测就赋予宇宙以“现实性”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在他看来，在没有进行测量之前，量子系统并不是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，而是处于一种所有可能属性的模糊混合状态——这种状态，我们称之为“叠加态”。
为了更好地理解叠加态，我们可以举一个经典的例子：电子的自旋。
电子的自旋方向只有两种可能——向上或向下，但在没有对电子进行测量之前，电子并不是处于“向上”或“向下”中的某一种状态，而是同时处于“向上”和“向下”两种状态的叠加之中。描述这种叠加态的数学工具，叫做“波函数”，玻尔认为，波函数就是对量子现实的完整描述，在没有观测的情况下，谈论电子的具体自旋方向，是没有意义的。
只有当我们进行观测时，波函数会瞬间“坍缩”，量子系统才会从模糊的叠加态，变成一个确定的状态——比如电子的自旋突然变成向上，或者向下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我们熟知的、确定的物质宇宙，只有在观测的时候才有意义；而在没有观测的时候，宇宙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、抽象的量子叠加态，既存在又不存在，既在这里又在那里。这种“时有时无”的宇宙观，正是玻尔提出的“哥本哈根诠释”的核心，也是量子力学最具争议的观点之一。
而争论的另一方，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则坚决反对玻尔的这种观点。
在爱因斯坦看来，现实必然是客观的，它独立于我们对其的观测之外——无论我们是否观测，电子的自旋方向都应该是确定的，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不会因为观测者的意识而改变。他始终坚信，波函数乃至整个量子力学，都只是一种“不完整”的理论，必然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“隐变量”，这些隐变量决定了量子系统的具体状态，只是我们目前还无法探测到它们。
爱因斯坦始终无法接受玻尔那种“观测创造现实”的观点，他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、违背常识的。为了反驳玻尔，证明哥本哈根诠释的不合理性，爱因斯坦与他的同事波多尔斯基、罗森一起，提出了一种极具挑战性的量子情景——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“爱因斯坦-波多尔斯基-罗森悖论”，简称EPR悖论。这个悖论的提出，不仅加剧了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争论，更引入了量子力学中最神秘、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——量子纠缠。
EPR悖论的核心逻辑的是：如果我们摒弃实在论的假设（即宇宙独立于观测者存在）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摒弃另一个近乎神圣的物理观念——定域性。
而定域性，正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核心基础之一。所谓定域性，是指宇宙中的每一个点，都只能与其相邻的位置发生相互作用，任何因果关系的传播速度，都不可能超过光速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两个相隔遥远的物体，不可能瞬间相互影响，它们之间的作用，必须通过某种媒介，以不超过光速的速度传递——这是相对论的基本准则，也是人类对宇宙因果关系的基本认知。
而爱因斯坦等人提出的量子情景，恰恰挑战了这一准则。他们设想：当两个粒子短暂相互作用后，它们会相互影响彼此，使得它们的各种属性（比如自旋、偏振等）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关联。在没有对这两个粒子进行测量之前，它们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，量子力学要求我们用一个单一的组合波函数，来描述整个粒子对——这个波函数包含了每个粒子的所有可能状态，这样的两个粒子，就被称为“纠缠对”。
根据哥本哈根诠释，对纠缠对中任何一个粒子的测量，都会自动使整个组合波函数瞬间坍缩，进而影响另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——无论这两个粒子之间相隔多远，哪怕是相隔数光年，这种影响都是瞬间发生的，不需要任何传播时间。这种瞬间的、超距离的影响，不仅违背了定域性原则，甚至有可能违背因果律——因为它意味着，一个粒子的状态变化，会在瞬间影响到另一个遥远的粒子，这种速度远远超过了光速，而相对论明确禁止任何信息或影响的传播速度超过光速。
爱因斯坦将这种瞬间的超距作用，嘲讽为“幽灵般的超距作用”，他认为这是极其愚蠢的，也是不可能存在的。
在他看来，宇宙中的每一个特定点，必然是真实而存在的，并且具有可知的物理量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，绝对不可能超过光速。他坚信，EPR悖论的提出，已经证明了哥本哈根诠释的荒谬，也证明了量子力学的不完整性——隐变量必然存在，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而已。
在当时的物理学界，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争论，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哲学辩论，而不是科学争论。因为双方的观点，都无法通过实验来验证——量子纠缠的状态极其脆弱，很难产生，更难维持，任何微小的外界干扰，都会破坏两个粒子之间的纠缠关系，导致实验无法进行。因此，这场关于“现实本质”的争论，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谁也无法说服谁。
这种僵局，一直持续到1964年，才被一位名叫约翰·斯图尔特·贝尔的爱尔兰物理学家打破。贝尔并没有直接参与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，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实验方案——通过实验来验证，到底是爱因斯坦的隐变量理论正确，还是玻尔的哥本哈根诠释正确。这个实验的核心，就是基于量子纠缠，通过测量纠缠粒子的属性，来验证一个关键的数学关系式——贝尔不等式。
贝尔的思路非常清晰：他假设爱因斯坦是正确的，即存在隐变量，并且定域性原则成立（即粒子之间的影响不会超过光速）。那么，通过测量纠缠粒子的某些属性（比如自旋），得到的结果应该满足贝尔不等式；反之，如果玻尔是正确的，即不存在隐变量，波函数坍缩是瞬间发生的，那么测量结果将会违背贝尔不等式。简单来说，贝尔不等式就像是一个“裁判”，它可以通过实验结果，来判断这场世纪之争的胜负。
为了让实验更具可操作性，贝尔设计了一个具体的实验场景：使用自旋纠缠的电子和正电子对。当一个光子衰变时，会同时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，这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，必然是相反的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果电子的自旋向上，正电子的自旋就向下；如果电子的自旋向下，正电子的自旋就向上。但在没有对它们进行测量之前，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一个粒子的具体自旋方向，只能知道它们的自旋方向必然相反，因此，它们的波函数是相互纠缠的。
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量子力学中，测量本身会影响被测量的对象——这也是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最本质的区别之一。以电子的自旋为例，测量的影响尤其诡异：我们是通过“转轴”来定义自旋方向的，这个转轴可以指向任何方向（比如垂直方向、水平方向，或者任意一个倾斜方向）。但为了测量电子的自旋，我们必须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来放置测量仪器——而一旦我们选择了测量方向，被观测的电子的自旋方向，就会被迫与我们所选的测量方向对齐。
比如，如果我们选择垂直方向进行测量，那么电子的自旋就只会呈现出“向上”或“向下”两种状态，不会有其他可能性；如果我们选择水平方向进行测量，那么电子的自旋就只会呈现出“向左”或“向右”两种状态。也就是说，测量行为本身，会改变量子系统的状态——这正是玻尔所强调的“观测创造现实”，也是爱因斯坦无法接受的核心点。
而贝尔实验的关键问题就是：当我们测量纠缠对中的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时，这种测量行为，会如何影响另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直接决定了玻尔与爱因斯坦之争的胜负。
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分析：
情形一：爱因斯坦是正确的，存在隐变量，且定域性成立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粒子在产生的那一刻，其自旋方向（以及所有可能的测量结果）就已经由隐变量确定了，并且独立存在于粒子自身内部。之后，我们对其中一个粒子的任何操作（包括测量），都不会对另一个粒子产生任何影响。当我们测量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时，两者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——因为它们在产生时就已经关联（自旋方向相反），但这种对应关系，与我们选择的测量方向没有关联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选择不同的测量方向，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可能相反，也可能相同，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。这种情况下，实验结果会满足贝尔不等式。
情形二：玻尔是正确的，不存在隐变量，波函数是对量子现实的完整描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粒子产生与被测量之间，电子和正电子只以包含所有可能状态的波函数形式存在，它们的自旋方向是不确定的。当我们对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进行测量时，会使整个纠缠波函数瞬间坍缩为具体的固定值，两个粒子会在我们所选择的测量方向上，呈现出相反的自旋方向。
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为前一个粒子选择的测量方向，与之后测量另一个粒子得到的自旋方向，会存在明确的关联——也就是说，两者的自旋方向必然相反。这正是爱因斯坦所嘲讽的“幽灵般的超距作用”，也是哥本哈根诠释的核心预言。这种情况下，实验结果会违背贝尔不等式。
贝尔不等式的提出，为这场世纪之争提供了一个可验证的标准，但实验的实施，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。因为纠缠量子态极其脆弱，任何微小的外界干扰（比如温度变化、电磁辐射、粒子碰撞等），都会破坏两个粒子之间的纠缠关系，导致波函数提前坍缩，实验结果失效。因此，在贝尔提出实验方案后的近20年里，始终没有人能够成功完成这个实验。
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法国物理学家阿兰·阿斯佩（原文阿兰-阿佩斯为翻译误差，标准译法为阿兰·阿斯佩）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，成功完成了第一个验证贝尔不等式的实验。与贝尔最初设计的实验不同，阿斯佩没有使用自旋纠缠的电子和正电子对，而是使用了偏振纠缠的光子对——光子的偏振，指的是光子电磁场的振动方向，其原理与电子自旋的纠缠是相似的：两个纠缠的光子，其偏振方向必然存在某种固定的关联，在没有测量之前，它们的偏振方向处于叠加态，只有在测量时，才会坍缩为确定的方向。
阿斯佩的实验设计非常精密，他通过特殊的装置，产生了大量的偏振纠缠光子对，并将它们分别发送到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测量仪器中。实验中，他不断改变其中一个光子的测量方向，然后记录下两个光子的偏振测量结果，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。
实验的结果，让整个物理学界震惊：阿斯佩发现，对一个光子选择的偏振测量方向，与其纠缠对象最终测得的偏振方向之间，存在着明确的关联，这种关联程度，远远超过了贝尔不等式的限制——也就是说，贝尔不等式被违背了！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阿斯佩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，使得两个纠缠光子之间的影响，只能以超光速的速度传播——也就是说，这种影响的传播速度，最低都比光速还要快，完全违背了定域性原则。
阿斯佩的实验，是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在那之后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，不断改进实验装置，在越来越大的尺度上，重复验证了这一结果。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，将纠缠光子分开数米、数十米，甚至数公里的距离，依然观测到了那种瞬间的、超距的影响。这些实验都一致证明：贝尔不等式确实被违背了，波函数不可能存在定域隐变量——爱因斯坦的隐变量理论，被实验彻底否定了。
实验结果出来后，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物理学家们面前：贝尔不等式被违背，是否就意味着哥本哈根诠释是完全正确的，同时否定了定域性和实在性？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时有时无的宇宙中，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消失在量子抽象的叠加态之中吗？
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。事实上，贝尔不等式被违背，只是证明了“定域实在论”是错误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放弃定域性和实在性——它只意味着，我们必须放弃其中之一，或者找到一种全新的解释，来兼顾两者。
贝尔博士本人，在看到实验结果后，也曾表示：违背他的不等式，否定的只是定域性，而实在性是可以被保留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依然坚信，宇宙是客观存在的，独立于观测者的意识之外，但我们必须接受，宇宙是非定域的——纠缠粒子之间，确实存在着瞬间的、超距的相互影响。
非定域性，这个看似违背相对论的概念，其实与相对论并不矛盾。相对论的核心要求，是因果律的维持——即信息不能超光速传播，因为如果信息可以超光速传播，就会出现“时光倒流”的悖论，违背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基本认知。而所有的量子纠缠实验中，虽然纠缠粒子之间的影响是瞬间的、超距的，但这种影响，并不能用来传递任何有用的信息。
具体来说，当我们测量一个纠缠粒子的状态时，虽然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会瞬间坍缩，但我们无法控制这个坍缩的结果——它是随机的、不可预测的。我们只能在测量完成后，将两个粒子的测量结果进行对比，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；而在测量之前，我们无法通过改变一个粒子的状态，来传递任何信息给另一个粒子。因此，这种超距影响，并不会违背相对论的因果律，宇宙也成功避免了信息超光速传播或逆时传递的悖论。
直到今天，哥本哈根诠释依然是量子力学中最被广泛接受的诠释之一，它与所有的量子观测结果都相符，玻尔那种“时有时无”的宇宙观，也可能正是我们所生存的宇宙的真实面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哥本哈根诠释是唯一的答案——事实上，随着量子力学的不断发展，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诠释，来解释量子纠缠和贝尔不等式被违背的现象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就包括隐变量理论的延伸（非定域隐变量）、虫洞诠释和多重宇宙诠释。
非定域隐变量理论，是爱因斯坦隐变量理论的延伸。它承认贝尔不等式被违背，放弃了定域性原则，但依然保留了实在性——也就是说，宇宙是客观存在的，量子系统的状态，依然由某种隐变量决定，但这种隐变量，是非定域的，它可以在瞬间影响到相隔遥远的纠缠粒子。这种理论，既保留了爱因斯坦所坚持的实在性，又解释了量子纠缠的超距影响，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实验证实，但依然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诠释。
而虫洞诠释，则为量子纠缠的超距影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理机制。
虫洞，又称爱因斯坦-罗森桥，是相对论预言的一种时空结构，它可以连接宇宙中两个相隔遥远的点，形成一条“时空捷径”。根据虫洞诠释，纠缠的粒子之间，可能就存在着这样的微型虫洞，它们之间的瞬间影响，并不是超光速传播，而是通过虫洞进行的“时空穿越”，这种方式，既不违背相对论，又能解释量子纠缠的诡异现象。虽然目前虫洞还没有被直接观测到，但这一诠释，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统一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。
最令人着迷，也最具争议的，当属多重宇宙诠释。这种诠释认为，我们的宇宙，只是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的一个。当我们对一个量子系统进行测量时，波函数并不会坍缩，而是会分裂成多个分支——每个分支，对应着量子系统的一种可能状态，而每个分支，都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平行宇宙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测量一个纠缠粒子的自旋方向时，在我们的宇宙中，它的自旋方向是向上的；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，它的自旋方向是向下的；同时，它的纠缠对象，也会在对应的平行宇宙中，呈现出相反的自旋方向。
多重宇宙诠释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既不需要放弃定域性，也不需要放弃实在性——量子纠缠的超距影响，其实是不同平行宇宙之间的“关联”，而不是同一个宇宙中粒子之间的超距作用。这种诠释，虽然听起来非常科幻，甚至有些离奇，但它能够完美解释所有的量子现象，包括贝尔不等式被违背的实验结果，因此，受到了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宇宙爱好者的关注。
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：婴儿的量子直觉。婴儿缺乏客体永久性，认为“看不见就不存在”，这与哥本哈根诠释中“观测创造现实”的观点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或许，人类天生就带有一种对量子世界的感知，只是随着我们长大，客体永久性的认知逐渐形成，这种量子直觉被慢慢掩盖。而量子力学的发展，或许就是让我们重新找回这种直觉，重新认识宇宙的本质。
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世纪之争，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，但它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宇宙的认知。贝尔不等式的被违背，让我们放弃了定域实在论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更多可能性——非定域性、虫洞、平行宇宙……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概念，如今都成为了物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。
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量子世界的诡异逻辑，也无法确定哪一种量子诠释是绝对正确的。但正是这种探索和争论，推动着物理学的不断发展，让我们一步步接近宇宙的终极真相。就像婴儿在躲猫猫中探索世界一样，人类也在量子力学的诡异世界中，不断探索着现实的本质——而这，或许就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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